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江南河虽然在隋朝大运河四段中修建最晚,但却是条件最好的一段。这里得益于江南水乡温润多雨的气候条件,水量丰沛,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原地域辽阔,环太湖周边有许多沼泽、湿地,河网密布,水系发达,流量稳定。这一段从江都直抵杭州,也反映着隋炀帝继续往南开拓的心态。江南河开拓以后,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横贯南北,跨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省的大运河宣告竣工。
如何来评价这条运河?先讲其功。隋朝大运河连接南北,将黄河、淮河、长江、海河四大水系融为一体,具有非常强的通航能力,提高了运输效率和稳定性,成为南北东西交流的纽带,围绕着大运河,在隋朝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交通网。这条南北大动脉促进了南北方的经济往来,实现了南北方的文化互补,也为隋朝的对外交流提供了坚实基础。大运河对商业的贡献是很大的,后来唐朝皮日休就曾感叹大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唐人已经感受到了大运河带来的便利,更不用提后世千代万代了。哈佛大学的芮沃寿(art)先生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还有引法国汉学家马伯乐(aspero)先生《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提到了运河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杭州“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此说亦可借鉴。同时,隋炀帝杨广凭借这条运河,进一步实现了对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控制,“关中本位政策”遭到进一步破坏,从而更加凸显了隋朝囊括天下、一统万方的气度。后论其过。后人常常把大运河当作隋炀帝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并以“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样的言辞来为大运河清洗罪名。但须知,不管这条运河如何“利在千秋”,它毕竟是以“罪在当代”为代价的,我们后人需要去思考这样做是否值得?这是否是一笔划算的买卖?隋朝大运河的第一过为劳民伤财。我们可以看到,隋炀帝开通运河四段,哪一段不是动用几百万劳力?按照《隋书·地理志》的说法,隋朝人口不过四千多万,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剩下还有多少男丁?隋朝政府动辄将几百万的劳力拉出去修运河、建长城、修东都,这对社会的稳定是一种非常大的伤害。这些劳工的命运大多非常悲惨,《资治通鉴》讲开凿通济渠的时候:
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将近一半的劳工都因服役而死,装死尸的车子,从城皋(今属河南省郑州市)一直绵延到河阳(今属河南省焦作市),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画面。《资治通鉴》另有一段记载:“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不够用妇人充当劳力,足见开运河、修长城这些工程所用劳动力之多。第二过为隋运河助长了隋炀帝的奢侈之风。几乎就在开凿运河的同时,隋炀帝杨广下令建造龙舟,为南巡江都做准备。皮日休有《运河怀古》一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lùn_gōng不较多。
隋炀帝如果单单只开了这条运河,其功能与治水的大禹相提并论,但他败了,败就败在这些“水殿龙舟”事上。我们截一段《隋书·炀帝上》的记载:
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笔者在此多添一笔。笔者参考的《隋书》是中华书局2012年6月重新修订的本子,其中对“凤艒”一词做了校正,言《北史·隋本纪下》写“凤艒”为“凤?”。“艒是小船,?是大船,此处应作?。”特此说明,可取之。隋炀帝开运河后不久就进行了南巡,试想万艘金碧辉煌的艨艟大船,旌旗蔽空,浩浩荡荡行驶在运河之上,岸两旁是皇家随行大队,人喊马嘶,袅袅柳树下彩幡飞舞,宫殿林立。这是东亚帝王之国才能有的气象。但这些南巡的船只用具,都非常奢侈。据《隋书·炀帝上》记载:
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兴盛修仪仗,于是课周县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qín_shòu有堪氅毦之用者,殆无遗类。至是而成。
这样的奢靡之风对隋朝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呢?在《隋书·食货志》中,有一段更加详尽地描写了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南巡到江都时的场景,并且指出了南巡江都对隋朝经济的破坏:
又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袴,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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