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卑在装腔作势的遣词造句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关于这点我其实早已心知肚明。面对那些富有的老板时——你看，我又避免使用“有钱”这类通俗词汇，而“富有”却也不怎么高明——我可以像朱进那样镇定，但面对宅书屋的少爷小姐们，我往往会羞怯地沉默，又对他们怀抱着无限的向往，正如我面对方小姐这般。
“程祝诺是怎么把朱进那个大老粗调教成这副样子的？”方小姐笑嘻嘻问我。我不响，只是佯装观察橱窗里的展示品。她只得一个人继续絮絮叨叨：“哎，再往前走那个学校是我大伯设计的。那时候他为了这个险些吃官司。”“你讲过了。”“是伐？”方小姐又嬉皮笑脸过来拉我，对我讲，“我们去吃咖啡，好伐？”末了她又补充了句“不要跟我讲咖啡也吃过了呀。”
“吃的，吃的。”
我带着方小姐去了附近的咖啡馆。她袅袅婷婷，轻巧坐进真皮沙发，举手投足如绽放的玫瑰一般带着他们那个圈子独有的气质。由于我并没有想和她谈朋友的意思，所以点咖啡吃糕点的时候，她谈男人，我谈女人，她不停打听着朱进，我同她讲另一位方小姐，说来说去，无非还是些过去的人和事。过去的人和事经不起追问，好似绵长而深远的云，更擅长玩味自己特有的孤独。方小姐询问朱进和程祝诺的感情。我讲：“跨越阶级的恋爱总是特别甜的。”
“我不明白。”
“程祝诺那时候在酝酿一场伟大的革命，他和朱进的感情是这场革命的副作用。”
方小姐简直要生气了：“你这么讲，我更不明白了呀！可不可以不要讲革命和阶级，谈谈风花雪月的事体？”
“阶级斗争是爱情里最关键最风花雪月的一部分呀。”
“好了好了，我不要跟你讲了，我自己去问他。”
“阿平冤枉的。”
“冤枉个屁。”
我笑嘻嘻给方小姐切小蛋糕，跟她讲：“换个人说说好伐？还有个兄弟你没见过，那个兄弟的女朋友也是一位方小姐。”
“风花雪月么？”
“风花雪月的。”我摸着良心，非常认真，开始跟她讲毛大明的故事。
毛大明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地人，从小由外婆带大。由于外婆只会讲苏北话，毛大明这辈子都只能讲洋泾浜味道的家乡话，过不地道的本地生活。然而他初中毕业后就当了混混，混迹中心城区的大小街头，又可以说对这座城了如指掌，宛如了解自己身体的血脉。这样错位的生活将他捉弄得如同淋了暴雨的野猫，又难堪，又坦然。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毛大明必定要拜访一下外婆。提到外婆，他脑海中最先响起的就是老太婆骂人的声音：浪你妈个小婊孙，把你屌子打个蝴蝶结！其次就是他跟外婆打桥牌，外婆一拿到坏牌就赖，一会儿说，出三个方块三个红桃，一会儿说，三五七九顺子，自创规则，经常把毛大明打个措手不及。外婆心情好的时候打牌，心情不好的时候打他，一耳光上去，疼倒是不疼，就是容易肿起来，脸上红红的一个掌印，走到哪儿都会引起别人耻笑。毛大明记得有一次外婆打他是因为怀疑他偷钱。那时候他在上小学，中午午休回家吃饭，趁外婆做饭的时候偷偷从她柜子里拿了两块钱。吃饭的时候，他又恬不知耻同外婆讲：我们要交两块钱班费。外婆放下筷子去拿钱，一看，自然心中有数，回来狠狠扇了毛大明一巴掌。毛大明立刻哭了出来，饭也没吃躲进自己房间哭，他把那两块钱藏到了棉被里，然后一边吹着鼻涕泡一边吼着我没拿钱！我没偷！他越哭觉得委屈，吼完之后气鼓鼓地去上学，一下午都没有心思。等熬到放学了，他立刻撒丫子奔回家将棉被里的两块钱翻出来，偷偷放在柜子附近的地板上。外婆做了晚饭回房拿降压药吃，看到地上散落的钱，顿觉得冤枉了孙子，但又抹不开面，便阴阳怪气地问孙子：这是你的钱啊？毛大明嘴一撅，立刻回：不是！那模样，真真的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了。他悬了一下午的心终于放下，“冤屈”总算得到昭雪，自那以后，毛大明便明白，人真的可以自欺欺人，谎话只要多说几遍自己都能信以为真。自己的心都不牢靠，这世上还有什么是牢靠的呢？
初中毕业以后毛大明去了技校，学的大菜师傅，更加无法无天了。晚上不回家，花三块钱买一张夜票去乍浦路的饭店喝免费绿茶，一直等到12点钟打烊。然后又在四川路发现了个午夜舞厅，这下好了，逃夜打架成为了家常便饭。毛大明因为欠人家钱打架，喝多了酒打架，被人寻晦气打架，但从来没有为女人打过架，直到在舞厅遇到了方小姐。那位方小姐讲：大明，侬是个牢靠好男人。方小姐又讲：男人总归是要有自己房子的。于是毛大明不打架了，他找了个工作，开始攒钱，跟外婆讲：外婆，大明要搬出去住。外婆哭得眼睛通红，讲：大明不要外婆了，嫌弃外婆老了。毛大明忍了又忍，最终还是同外婆讲：男人总归是要有自己房子的。这个时候毛大明不过十六七吧。他尝到了眼泪的味道。
方小姐站在舞厅，像是黑夜中不会衰老的烛光，灼了毛大明的心。
这位方小姐住的地方穿过苏州河，在乍浦路。毛大明在巨龙车上摇啊摇，车厢里一只大转盘转啊转，嘎吱嘎吱，经过发黑熏臭的苏州河，高耸的烟囱冒着白烟，他心里想，夜里要么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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