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于是，从那以后，他便不开口了，再不会说长道短，再不会有丝毫异议。只要他一露
头，声明就会变成铅字，他就臭名远扬。总之，这是个相当好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了。”
“是呵，真是个好办法，”托马斯说，“但麻烦你告诉我，是谁对你说我同意写那玩意
儿？”
s耸耸肩，脸上始终带着笑。
托马斯突然捕捉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写那个收回声明，人
人都会因此而高兴！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他将他们的懦弱抬高身价，使他们过去的行为看
来是小事一桩，能归还他们失去的名声。第二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能视自己的荣耀为特
权，决不愿意让出，甚至会慢慢培养出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
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单调。
托马斯受不了这些笑。他认为自己处处都看见这种笑，连街上陌生人的脸上也莫不如
此。他开始失眠。事情能这样吗？他真的那么仰仗那些人吗？不，他对他们没好话可说，自
己居然让他们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实在使他气愤。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一个这么不在乎
别人的人怎么会这样受制于别人的想法呢？
也许，这种根深蒂固的对人的不信任感（他怀疑那些人有权决定他的命运和对他给予评
判），在他选择职业时起了作用。眼下的职业使他可以回避公开露面。比方说，一个选择政
治家职业的人，当然会乐意去当众指手划脚评头品足，怀着幼稚的自信，以为如此会获得民
众的欢心。如果群众表示了不赞同，那只会刺激他继续干下去力争做得更多更好。同样，托
马斯也受到刺激，不过他的刺激来自疾病的诊断难点。
一个医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员，只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医生所评价，就是说，是
一种关上门后个人对个人的评价。面对那些品评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
们，为
自己解释或者辩护。现在，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数不清的目光都
凝聚在他身上，他无法接应它们，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语来回答它们。他听任每一个人
的摆布，听任人们在医院内外议论着他（其时紧张的布拉格正谣言四起，谁背叛，谁告密，
谁勾结，传谣速度快如电报不可思议）。他虽然知道但毫无办法。他对谣言如此不堪忍受感
到惊奇，对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们对他的兴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挤
迫，如同噩梦中一伙人七手八脚将我们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医生那里，告诉对方他不会写一个字。
主治医生异乎寻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说他对托马斯的决定早有预料。
“即使没有那个声明，也许您也能有办法留我继续工作吧。”托马斯竭力暗示对方，他
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辞职来威胁当局。
但他的同事做梦也没想到要用辞职来吓唬谁。不久（主治医生比前次更为有力地握了，
握他的手——几天来他的手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被迫离开了医院。
5
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
疲力尽了。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
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候诊室里总是挤成一团
糟，他对付每一个病人还不要五分钟，无非是告诉他们吃多少阿斯匹林，给他们开开病假
条，送他们去找某些专科大夫。他看自己与其是医生，还不如说是个管家仆人。
一天，门诊时间完了，一个约摸五十岁的男人拜访了他，那人举止的庄重增添了几分高
贵气。他自我介绍，是国家内务部的代表，想邀请托马斯到马路那边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马斯表示拒绝：“我还得开车回家，他们发现我喝了酒，会没收
我的执照。”内务部的人笑着说：“真要碰上什么事，给他们看看这个就行了。”他递给托
马斯一张名片（显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还有部里的电话号码。
然后，他大谈特谈他如何钦佩托马斯，大谈特谈整个部里的人如何难过，不忍心想到一
位受人尊敬助外科医生竞在一所偏远的小诊所里分发阿斯匹林。他让托马斯懂得，虽然他不
能出来说话，警察是不同意采用这么严厉的措施，把专家们从自己的岗位上赶走的。
从来没有谁想到过要表扬托马斯，于是他非常仔细地听这位胖官员的讲话，对那人在医
学方面的知识精确和细节熟悉感到惊讶。当我们面对奉承时，是多么没有防备啊！托马斯无
法使自己不把部里官员的话当成一回事。
这不只是出于虚荣，更重要的是托马斯缺乏经验。当你对面坐着一个使人愉快、值得尊
敬、有礼貌的人时，你要提醒自己说，他说的都不是实话，没有一句出自真诚，是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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