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日军此番虚言停战，是有扩大战争更长远的打算。由于日军华北兵力不足，恐怕难以在日后大规模的战争中占得上风，所以以停战为借口，乘机从关外和日本本土调入大量部队。而第29军由于没有坚定的抗战意识，在有利时机没能及时出击，所以坐失战机，最后在日军的大举反攻下惨遭失败。
中国军人战和不定，仍缺乏为民族拼死一搏的气魄。
日军下级军官知情不报、上级官佐执意扩大战事，终究使“七？七”事变扩大为一场波及东亚两个巨人之间的战争，一场使中国千万炎黄子孙生灵涂炭的灾难。
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震动了国内外。
但更令华北中国震动的是，事变爆发时，他们的主帅、29军军长宋哲无却不在部队中，不在平津，而是在其老家山东乐陵省亲休息。
宋哲元
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却是被日本人走的。ピ缭1935年，华北日军便y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实行华北自治，使冀鲁晋察绥5境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一个表面上主权仍属中国，实际由日伪自治的特殊地区。而闹起华北自治的，又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像个幽灵般在中国四处捣乱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早在1935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曾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派一要员赴庐山汇报华北形势。宋哲元接电后，指派29军的第二号人物、副军长秦德纯秘密南下赴庐山，一方面报告华北形势，同时向中央面请机宜。
庐山上，蒋介石在琢磨“剿共”的同时，也没忽视中国的最大劲敌日本人。听完秦德纯的汇报后，蒋介石诡秘地对他指示道：“日本乃实行侵略政策之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宋哲元字）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之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秦德纯满腹狐疑地下了庐山。蒋介石的这番指承，他没敢做记录，但他已熟记在心。回到北平，他把面见蒋介石的前前后后向宋哲元做了报告。
这一天起，宋哲元便开始在矛盾、痛苦的感情生涯中苦苦挣扎。一方面，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军人，他和他的29军官兵从感情上是爱国仇日的，长城抗战，便使他这种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与日军“和平相处”，表面亲善，显然这里面有公的、私的两方面内容。
从官面上说，1937年前，蒋介石先是忙于“剿共”，后又忙于进行抗战准备，迫切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稳住日军，因而指示他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不轻言抵抗。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因为中央的这个指示，使日军在华北得寸进尺，日益嚣张。但从私的角度说，宋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
宋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介石“拔刀相见”，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介石的政治伎俩，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介石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介石为一件事会记上10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1935年6月，蒋介石找了个借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宋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中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j”的骂名，也要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
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j、卖国贼。
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介石、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3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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