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庐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
沙钵略可汗这番话讲得倒是不错,杨坚很高兴,于是回书一封:
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庐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既以亲旧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别遣大臣虞庆则往彼看女,复看沙钵略也。
从杨坚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坚决定进行双方的第二次会面,而会面的主题也很简单——探亲。
于是长孙晟就跟随虞庆则作为使臣再一次出使突厥。两人到后,传达了杨坚的意思,赐千金公主为杨氏,封号改为大义公主,大概有取“大义灭亲”之意。但是我们前面讲过,沙钵略可汗一开始是想和隋朝保持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所以他虽然接了诏书,但仍然不肯下拜使臣。长孙晟和虞庆则一看局面有点僵,于是决定进一步劝说沙钵略可汗。虞庆则负责军事部分,搬出以往沙钵略可汗侵占隋朝以及兵败如山倒的事,而长孙晟负责家庭部分,指责沙钵略可汗不识大体,既然妻子已尊杨坚为父,自己便应当是大隋女婿,如今却耍赖不愿行礼,传出去颜面何存?这几番话让沙钵略可汗闹了个大红脸,只好连连赔罪,乖乖行礼,接受诏书,向隋称臣,《隋书·长孙晟传》记载:
摄图乃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我从之耳。”于是乃拜诏书。使还称旨,授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
西突厥的达头可汗没有闲着,后来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与突厥再次开战。长孙晟、史万岁两位突厥克星再度联手,大败达头可汗。与此同时,隋朝扶持启民可汗重建东突厥,逐渐对西突厥蚕食鲸吞,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在长孙晟、杨素等人的帮助下,启民可汗击败达头可汗,统一突厥,达头可汗败逃吐谷浑,启民可汗尊隋文帝杨坚为圣人可汗。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也标志着隋对突厥的全面胜利。
北部边境获得了安宁,杨坚开始把目光投向南方,投向长江的对岸。
在那里,中华大地重获统一的诉求,已声声入耳。
开皇八年(公元589年),三月,正是开春时节,天气回暖,草青沙软,风和日丽。本是悠闲自适之日,却不知为何,长安城的气氛非常奇怪,夹杂着激动,也夹杂着忧虑,夹杂着欢喜,也夹杂着紧张。仔细望去,原来是城门口贴了一纸诏书,引得一群百姓前来围观:
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
这是杨坚讨伐南陈的檄文,是中华民族重获统一的先声。吊民伐罪,一场声势浩大的统一之战就此拉开帷幕。
十月,杨坚一改之前为应付突厥而对南陈做出的唯唯诺诺之态,马上任命高熲为总指挥,下分三路大军,在六千多公里的战线上,沿着长江上中下游全力向南挺进,对陈朝发动全面进攻。晋王杨广负责进攻长江下游,秦王杨俊直攻长江中游,杨素则负责突破上游。三路隋军乘着秋风,高唱战歌,滚滚而来。此时南陈方面,依然没有进入严整的备战状态。
首战发生在上游。在长江中游由于秦王杨俊虚张声势,将陈将周罗睺、荀法尚尽数从上游调开,杨素马上率部沿江而下,准备突破三峡。三峡山高路险,重峦叠嶂,这里有一险要之处,名曰狼尾滩。留守上游的陈将戚昕借此地利,对抵挡隋军强大的攻势信心满满。杨素勘察了地形后,发现自己的“五牙”巨舰虽能在宽阔的湖面、江面、海面呼风唤雨,所向披靡,但面对小小的狼尾滩,却像被缚住了手脚,施展不开。在此紧要关头,随军司马李安献计——奇袭。杨素纳其言,当晚亲自率领一支船队,轻舟独进,抢登狼尾滩,岸上两支军队人衔枚、马缚口,趁夜色急行军,对戚昕的军营发动突然袭击,一时喊声大噪,火光通明。隋军一夜之间俘获陈军无数,成功突破狼尾滩。狼尾滩一经陷落,隋军便如脱缰野马、出水蛟龙,鼓起大帆,开阔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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