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下”是老子“柔弱”道理的另一种运用。[见中国文化大学陈鼓应先生《老庄新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第93页。]笔者认为“处下”有两个含义,第一为“容物”。做到“柔”,就能做到谦虚容物。清末政治家林则徐在任两广总督时,在总督府衙题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便是一种心境和度量的体现。在老子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里,应该是: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见《老子·第八十章》,用北京大学任继愈先生《老子新译》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233页。]
此处笔者采用任继愈先生的注本,是因为任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较为切题。任先生认为,“我们对老子这些话不能看死了。老子美化上古,是为了菲薄当时”,只此一句,看似简单,但笔者认为另有深意。“菲薄当时”四字正是针对春秋时争名夺利的社会风气而发。由此可推得“处下”的第二个含义——“不争”。老子的“不争”不等同于碌碌无为,更不同于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隐居生活。碌碌无为或者隐居生活属于“丝毫不为”的范畴,老子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见《老子·第八十二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92页。]。这句话位于《道德经》的结尾,是对老子“无为”的进一步解释。前文提到,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那么老子认为应该“为”什么?正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四件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衣、食、住、行。至于种种追名逐利、勾心斗角之事,老子是极力反对的。“为”的原则是什么?王弼的注解告诉我们:“顺天之利,不相伤也”[同注35.]。王弼的意思,正是前文提到的老子所认同的“柔”的生活态度。
须特别指出的是,冯友兰先生将老子的生活状态归纳为四个字——楚人精神。按照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给出的解释,楚地由于开发晚,所以楚人不习周礼,但同时也未受到周礼的约束和制约,因此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思路非常开阔。[见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增订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17页。]笔者认为,从冯先生的解释以及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和楚辞的风格来看,楚人精神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而这并不完全符合老子的生活态度。老子的言论看似率真随性,但实际上依然带有浓重的社会现实烙印。在追求自由和率真方面,老子远远不如庄子。
庄子的思考并不像老子那么复杂,也并没有很强的逻辑性。庄子是个理想主义者,读《庄子》,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庄子很像一个爱“仰望星空”的孩子。他拥有孩子般单纯的心灵,他向往的生活是:
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游。[见《庄子·马蹄》,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334页,第341页。]
所以庄子一生追求的东西只有两样:第一为自由;第二为率真。
所谓“自由”,即是《庄子·逍遥游》中描述的生活状态。“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见《庄子·逍遥游》,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17页。]就是庄子最为向往的。庄子的观念在战国时期的社会大潮中算得上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所认为的“自由”是指做任何事都“无所恃”,无需患得患失,可以随心而发,率性而为。如果总是受到外界的牵绊和制约,即便身处庙堂,手握重权,万人敬仰,也算不得自由。他在《庄子·至乐》中讲过一个故事: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
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
非以鸟养养鸟也。[见《庄子·至乐》,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621页。]
鲁侯养鸟的故事十分发人深省,鸟有其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鲁侯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平衡,给它听音乐,喂它吃鲜肉,让它喝干净的水,但是好的行为却带来了坏的结果。庄子写这个故事意在告诉人们,不能用规定和条件来约束一个人固有的天性,没有自由的生命注定是要死亡的。再比如著名的寓言“东施效颦”[见《庄子·天运》,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515页。]和“临牢说彘”[见《庄子·达生》,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648页。]讲的亦是同理。匈牙利著名的爱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fisandor)在其作品《自由与爱情》中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由此看来,将这几句诗拿来形容庄子的生活态度再合适不过了。
所谓“率真”,是与《庄子·齐物论》息息相关的。他在《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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