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你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
“你怎么知道,”我打住了话头。他在靠近我内心凝沉的污水,我最深重的罪孽。
那晚的交谈不欢而散。我把他赶回了他自己的被窝,就像驱逐一个不速之客。第二天夜里他继续锲而不舍爬我的上铺。我说:“你这样,让同学们看了,像什么样子。”
我的意图是,煽动室友嘲笑他,制止他。室友却说:“室长,你就当我们不存在。”
当着不存在的室友,陆明锐再一次成功登陆我的床。我翻过身,就当陆明锐不存在。然而我的后背告诉我,他就那里,小心翼翼地蜷着,争取一点被褥,和一点领地。
陆明锐是个健谈的人,室友们都喜欢他,抬举他。他的到来,使我们原本死气沉沉的寝室,增加了卧谈会这个熄灯后的娱乐项目。他讲毛蒋,讲牛顿的上帝,讲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甚至讲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幸福地窝在我的被窝里口若悬河,乐趣横生。我却在想席飒然,我在想象席飒然依旧和我同城、同校、同寝室,想象他在我的被窝里,抱着我说,小白……陆明锐为我创造了想象,同时也打扰了我的想象。他在讲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有句话说的好,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务必保持沉默。
次日醒来,陆明锐不见了。就和在这个时间消失的其他室友一样。这是上课时间,他总算不再缠着我,回归正途。我从床垫下翻出席飒然的信,铺平一张空白的信纸,开始我的大业,我要瞪着这张信纸,直到它写满字,或者脑溢血。最终,我没有脑溢血,它也没有写满字,一个字也没有。我仰头看着席飒然的字迹,右手不由自主伸进被窝……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厌恶这个念头,最终什么也没做。能把我从这种自我厌恶和苦恼中拯救出来的,唯有繁复的习题。我的枕边有一摞这样的考卷、练习册,上面同样没有我写的字,但我已经看完了,不会比看一本更久,它们按照一定规律组合在一起,制造障碍,悄悄地隐藏谜底,或者亮出底牌,让人去反推、去证明、去排错,它们简单是因为它们是有答案的。有些事情,却没有答案。
午休时间,陆明锐打来了饭菜。他用的是我的饭盒,我不能倒掉这盒饭再重新去打。我和他没有深仇大恨,没有,就像天和地,夏和冬,火与冰。我希望我们界限分明。我一边吃饭,一边看室友的课堂笔记,这是我的习惯,一定要一心两用、一心三用,不然我什么也干不了。如果我去上语文课,我必须写理科题,不然我什么也听不进去。如果是数学课,我就会背单词,不然我根本不明白老师不耐其烦在强调什么。最好是不上课,节奏由我控制,我就能专心致志。对此,老师和同学都给了我极大的宽容,我脑子不那么正常,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我看完了半学期的化学笔记,陆明锐也洗完了饭盒和衣物。我辨认出阳台上挂的东西应该是我的,袜子、内裤、外套,应有尽有。那天阳光很好,他站在阳台上回过头看我,神情有一点委屈。我放下笔记本看他,他不像席飒然。席飒然从不洗我的东西。席飒然很笨,无论是饭盒,还是衣裤,都洗不干净。我一遍又一遍教他怎么洗,他总是在旁边笑嘻嘻看着。他连鞋带都系不稳,我说你鞋带散了,他会搭着我的肩,自然而然抬脚,维持姿势等我搞定。
不像席飒然的陆明锐认真地说:“白栩文,我们做朋友吧。”
陆明锐身上有股暖融融的洗衣粉的味道。席飒然是这个味道吗?我发现我忘记了,席飒然喜欢打篮球,打完篮球我们会躺在草坪上发呆,看云卷云舒,任热汗流进泥土里。小时候席飒然和我一样高,后来他只到我的肩膀,他总是忧心忡忡地叮嘱我,小白,我追不上你了,你不要再长高了。我说打篮球会长高。他就这样迷上了篮球,有时候穿着我的球服,像个心灰意懒或者朝气蓬勃的街舞少年。
陆明锐摇晃着我的肩。
我知道陆明锐说了什么。我的听力普通,但是擅长压码,可以听完整段听力材料再去看选择题,可以听小语种教授滔滔不绝数千字讲义,再笼统地记下中心思想。因此到了大学时,同学只要带上数码相机,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揣手听教授讲课。
我不是不想回答陆明锐,而是我的思维太活跃了,不可能安分地活在当下。我不知道陆明锐为何坚持和我做朋友,除了沉默,我没有别的优点。我的内心盛满了污水,有时候凝固,有时候融化,无法改变的是,这是一泓臭不可闻无法靠近的污秽。
陆明锐改变了策略:“解释就是掩饰,沉默就是默认。”
我就这样默认了陆明锐这个朋友。然而在室友看来,白栩文和陆明锐本来就是朋友,现在两个人又更近了一步。陆明锐包揽了白栩文的课堂笔记、三餐饮食和换洗衣物。白栩文甚至几次,在洗澡或者入厕的时候,把贸然闯入的陆明锐扔了出来。
在我看来这很正常,卫生间只有一个蹲位,沐浴也只有一个喷头。不正常的是陆明锐,他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一探究竟,我在卫生间自闭超过二十分钟,他就会忧心忡忡,问我是否安好,怀疑我丢下他,在里面独自用功开小灶。
有一次,他竟然突发奇想地问:“栩文,你是不是在做handjob?”
我把烟头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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