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普鲁登斯先生？’玛莎问我。”
“我不知道。玛莎当然也没指望我回答。我其实没有心情继续这个话题，我满脑子都是亚历克斯。我说了几句安抚的话，尽早离开了大宅，那里现在是个坟场。”
“没有人知道亚历克斯的去向，我问了我能想起来的所有人，他们都惊讶于我居然不知道。我重访了我们以前一起去过的所有地方，餐厅，书店，理发店，四十分钟车程外的俱乐部，还有一家卖手工木雕玩具的店，然后回杜松街等了一天，甚至突发奇想打电话给圣马洛的小旅馆，不，卢瓦索先生不在那里。”
“亚历克斯没有带走他的打字机和稿子，我待在家里，一张接一张地读他的故事，所有故事都是破碎的，充满了没有头尾的对话和缺乏上下文的情景，一个小男孩沿着河岸奔跑，踩到埋在淤泥里的一个生锈鱼钩，下一页是一艘荷兰炮舰向英国殖民者控制的深水港开火，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穿过烈焰熊熊的街道，寻找一枚丢失的鱼钩。我在所有这些一闪而过的片段里看见了他的父母，乔治，玛莎，失踪已久的莱尔，还有我。就像对待他自己一样，他也把我们打碎了，重新塑造成形，以便从这些没有规律的混乱生命里创造规律。这是亚历克斯理解世界的方式。”
“写字台上摆着一本再版的《埃格尼斯的风筝》，牛皮纸拆了一半，我拆掉剩下的，把书拿出来。西蒙斯小姐的c-h-a图里有沉默地聚集在边角的乌鸦和瘦长的、看起来很忧伤的骷髅，我大概能明白亚历克斯为什么喜欢她的解读。邮包下面还有另一份手稿，不厚，十来页，装订整齐，页边有亚历克斯的笔迹，这一定是他目前最看重的故事，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把稿子安排得这么有条理。是的，里弗斯先生，你猜到了，那就是《永恒夏天》的草稿，只是那时候它还不叫这个名字，题目就是简单的《夏天》。我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开头第一句就是‘哈利·普鲁登斯的生命开始于一条仿佛没有尽头碎石路’。我的手开始发抖，不得不坐下来，才能读完这尚未完工的十几页。之后我把稿子放回原处，到浴室去洗了洗脸。”
普鲁登斯叹了口气。
“我不能无限期地留在牛津，主编很有耐心，但这个耐心是有限度的。我不能再推迟了，必须返回波恩。抱着渺茫的希望，我最后去了‘海雀和三叉戟’，酒保说亚历克斯差不多有两个月没来过了。我问他是否可以在亚历克斯常去的桌子边坐一下，他说随便。我点了一杯黑啤酒，绕过楼梯，在对着小花园的窗户边坐下来。那是上午十一点多，学生们还没来，酒馆静悄悄的，不能相信我第一次来这里是五年前，感觉更像是昨天。”
“我把一个信封交给酒保，还给了他五英镑，请他要是看见亚历克斯，就把信交给他，里面是我在波恩、巴黎和日内瓦常住的酒店地址，还有主编的私人电话号码，亚历克斯可以通过他找到我，这是最快的方法了。保险起见，我在杜松街55号留了一封一模一样的信，也在俱乐部前台放了一封，玛莎也抄了一份地址，无论亚历克斯在哪里出现，都能拿到联系方式。”
“但他始终没有找我。彻底的静默。”
“我回到了波恩，我在那里的住处是一个光秃秃的小房间，十九平方米，只有一张床，一套桌椅和一个洗手台。不过我很少待在这个房间里，只要有可能，都留在报社里，那里总是有人和灯光，打字机和电话铃声让我感觉好受一些。”
“我决定留着杜松街的公寓，房东告诉我男爵已经不再支付房租账单了，于是我自己寄出了支票，那是1957年，里弗斯先生，一个记者的薪金并不丰厚。那一年圣诞节我又回到伦敦，发现亚历克斯已经把衣服、打字机和稿子取走了，我的东西也都打包好，存放在门房那里。门房看见我很高兴，把行李和好几个月的房租支票还给我，说卢瓦索先生十月份搬走了，通知房东不要兑现我的支票。我拖着箱子出去，站在路边发了一会呆，不知道该到哪里去。那天晚上我住在旅馆里，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去伦敦，把行李寄存在我久未见面的父亲家里，买了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渡轮票，又回到了波恩。有一段时间我也报复一般感到愤怒，仿佛亚历克斯欠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但最后这种愤懑也慢慢消散了，剩下一个弹坑一样的空洞。”
普鲁登斯和记者都看着炉火，沉默了一会。
“我以为这就是结尾了。但当然没有，这只是幕间休息，我和亚历克斯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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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1960年冬，巴黎。
哈利已经迟到了，他走出报社时已经比预想之中晚了十分钟，因为忘了拿礼物，又不得不回去一次。稍早的时候下过小雪，被来往行人踩成泥水，又重新凝成一层脏污的薄冰，倒映出昏黄的路灯。车依旧横冲直撞，哈利已经来这里三个月了，还没有习惯巴黎人疯狂的驾驶习惯。他走下地铁站，冷风顺着长长的隧道冲上来，带着霉菌、陈腐积水、尿液和机油混合的气味。
他要去的小酒馆在圣多诺黑街附近的窄巷里，由酒窖改建而成，有弧形墙壁和可爱的拱形天花板，像一顶倒扣的砖红色帽子。装饰着冬青和银色缎带的楼梯向下通往一扇安装着方形彩色玻璃板的铁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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