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中国，佛道二教没有引起政治干预。二教在民间各自发展，各有相当成功。道教的五斗米派得到广大群众信奉。佛教则出现一位传奇人物——释法显。
道教是中国宗教，经典在中国。佛教是印度宗教，经典在印度。而佛教派系之多和经典之多，在世界各宗教中，高居第一位。所以那时中国每一位高僧都盼望能到释迹牟尼诞生的圣地印度，寻求原始经典。释法显是后秦帝国人，于上世纪（四）最后一年（三九九），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葱岭，进入北天竺（北印度）。北天竺对佛经只有口传，没有文字记录。于是再向南行，于本世纪（五）四○四年，即鸠摩罗什到长安的次年，释法显也到了中天竺（中印度），学习梵语梵文。六年后（四一○），释法显携带十一种佛经，从师子王国（斯里兰卡）乘船返国，他本打算先去广州，不料在海中遇到飓风，于四一四年，竟把他的船吹到广州以北两千公里外的牢山（山东青岛）。牢山属青州（山东青州）管辖，青州那时尚是晋帝国的领土，释法显无法回到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只好到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释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而且最为成功和最有贡献，当鸠摩罗什在北中国翻译佛经时，释法显在南中国也翻译佛经。
因为译经的缘故，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划时代的影响，中国不但吸收了新思想——士大夫仍然在清谈，但已改变了内容，从前是谈老庄，现在则谈佛。而且迫使中国的方块汉字，第一次暴露出它的缺点：字汇贫乏和音节单调，梵文表达出来的很多事物，包括思想和意境，汉文往往不能表达。于是大量新创的字汇产生，如“菩提”、“涅”、“刹那”之类，纯是梵文的音译，为汉文注入新的血液。因译经而创造出的新文体，即半文言半白话的混合体，对中国文字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使得下世纪（六）之后，白话文终于脱离文言文而单独出现。若干高僧不能书写，只能口述，一些没有受过官僚专用的文言文训练的门徒，将他们的谈论，用朴实的文体记载木来，遂成为一种格言式的“语录体”。——这种语录体以后被儒家学派广泛采用，它的妙处是，只需要片段的言语就可造成一个学者，不必辛苦的去建立思想的和逻辑的谨严体系。在言语上、中国人受方块汉字的拘限，不能向多音节发展，而单音节必然的产生大量的同音字，大量同音字的汉字，只宜于用来书写，不适合用来宣读，而佛经是需要向听众宣读的。形势促使他们改用白话文外，又必须在音调上补救。前面所提到的那位为保卫士大夫门第而战的沈约和他的朋友，根据梵语的启示，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定出四声——平上去入，中国言语在音调上遂比以前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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