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能搞特殊主义呢？而且从国家的维度看，你必定是要抨击计划生育的，你必然要向毛时代看齐，奖励英雄妈妈，是不是？因为你理想的城邦，那必然是猪的城邦啊。国际关系的所有理论也要被你一手颠覆了，正义国家和不正义国家在你的体系里，就是看出生率嘛。出生率为负的就不正义，出生率为正的就很正义，出生率越高越正义——莫斯科保卫战里的俄国人好邪恶的。可我看你也没有提到这些啊。而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同性恋是基因问题，你一定觉得这是比较糟糕的基因，那你更应该鼓励让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因为这样不能繁衍的种族一代就全灭，很爽的，是不是？”
小伙子顶不住了，脸一阵白一阵红。
“你在制定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得想一想啊，你稍微深入想一想，就明白这逻辑会有多荒谬了。你用繁衍来作批判的根基，只能说你是为了反同在找理由……”说完顿了顿，还是忍不住总结道，找得还不怎么好。
底下人都纷纷跟从他的步调，偷偷笑那小伙子。
顾东林继续插刀：“你从自然科学的维度去看一个社会问题，角度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自然和文明是相对立的，而且文明必然是要压榨自然去建立一个社会化的规则。在自然即原始状态下，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是极其普遍的，因为人不止有繁衍的本能，那至少还有找乐子的本能，你怎么不说？直到现在，人们的身体和潜意识里还存在着人类文明儿童期时候的这种刻印：同xìng_jiāo配的yù_wàng藏在每个男孩童年时期想要浇灭火堆的这个举动中，每个儿童发育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肛欲期也是一个表现。而这种行为后来是跟隔代性行为、亲属性行为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为文明所渐渐终止。你所说的不自然，恰恰是最自然的，却是被文明所牺牲的。你必须站在社会的角度来谈论它的不正当性。不然你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有同性行为的倾向。”
“那既然当时会和隔代性行为、亲属性行为一起禁止，不正说明这不好么？”
“在远古时期人类生存能力是极其低下，必须牺牲所有其他本能，以繁衍为第一目的。但是文明发展到后期，它必然要把人从繁衍的体系中解放出来，予以更高的目的。否则我们不断地推进文明做什么？”
有个小伙子很高兴地抓住他的把柄：“那还不是说文明就是反同的？”
顾东林又夸他敏锐：“文明的最终目的从繁衍转向其他价值，基本上在传说时代已经开始了，到轴心时代已经完全完成了。我们现代文明的精神食粮，说到底就是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这些人留给我们的，到现在依旧在吃老本。我们所提到的、有文字记载的古代文明，都恰恰站在非常高的角度去谈论社会道德。而动物性，比如说繁衍，这是很低等的，很少提及。”
“那文明究竟反不反同？”
顾东林笑：“现代文明分两大体系。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希腊的文明、罗马的征服，再加个基督教。希腊文明的传统，是同性恋高于异性恋；基督教的传统是认为，同性恋不影响德行。”
听着底下倒吸一口凉气，他摇摇头，继续科普，“柏拉图在《宴饮篇》中提到，人生来就是两个脑袋、四只手、四条腿，但是后来因为神的恐慌而被劈成两半，每个人都是不完整的，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一男一女的结合说明，原本的那个人格是阴阳人，是残疾的，而同性恋则说明原本的人格是整全的男性品格或女性品格。当时在座的所有人都以此来证明同性恋高于异性恋。因为在他们的时代，繁衍既然是自然目的，那么以文明高于自然的传统，必然是不已繁衍为目的的同xìng_ài情更为高尚。
“甚至于在希腊社会中，一个男孩只有与一个男人相恋，才会了解什么是男性品质。男性品质又完全等于人的德性：勇敢，正义，智虑，节制。一个少年，他是通过与男人的爱情、与男人的并肩作战、与男人的性行为来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这是女人无法教给他的。并且希腊人也认为，上战场的是同性恋人比异性战友更有战斗力，因为当一个人在爱着什么人的时候，他越会争取荣誉。
“您说的这些有证据么？”
“我们所熟知的哲王也好，英雄也好，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理想国》开篇第一卷，苏格拉底被彼勒马霍斯拉扯着带去见家长；柏拉图一生未婚，大家都说他是精神之恋的代表，其实他的恋人是西西里的狄奥尼索斯；色诺芬抛弃了全希腊，跟着居鲁士回了波斯；亚里士多德在遥远的马其顿，教导年幼的亚历山大大帝：一个少年成长为战士的最好途径，是与其他伙伴住在一起，所以现在大家都记住了赫菲斯提昂。即使是凯撒大帝，他也是以‘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夫人’发迹的。在心理学上，弗洛伊德将同性恋归为性倒错，而且在解释的时候认为性倒错者往往更加杰出，他还是很明白的。”
顾东林他还真敢说的，问题是他说了还真没人敢嘘他。
“但是不论西方怎么样，我们是中国，我们是儒家社会，您刚才也说了！”
“儒家文明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更值得称赞。儒家是不讲同性恋的，因为我们的家庭根本不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而是由一个妻子与一个丈夫组成的。当两个男子组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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